也开始逐渐公布。江苏常州和山东烟台成为了人们的关注焦点，原因无他，这两座城市都和“

  自打去年年底到现在，“常州发布”多次提到“万亿之城”的字眼，最近一段时间还提出了“万亿之城再出发”的口号。虽然具体数据仍未公布，但常州官方已经官宣，常州成为GDP万亿之城，已是铁板钉钉之事。

  提到苏南，人们总是会脱口而出“苏南模式”四个字，这是一种改革开放以来典型的经济转型模式，一条因地制宜又广泛复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道路，一段几代人“当时只道是寻常”的集体记忆。

  改革开放以前，新中国的工业化有三个标志性事件：156项重点工程、大三线建设和“四三方案”。前两者是大家相对熟悉的，也是江浙一带完全缺席的。

  70年代，随着与西方关系的缓和，我国从美、德、法、日等国家引进了总价值43亿美元的成套设备，是为“四三方案”。其中，江苏省分得三个项目，全部位于南京。

  而苏南地区，虽然拥有无锡这样的近代工业明珠，但在我国当时的工业版图中，总体上是一个洼地，并不在国家战略的覆盖范围内。

  地狭人稠的连片农业区中，社队开办的五小工业点缀其间，而日后声名远播的华西村，在社队企业时代就慢慢的变成了了典型，大队书记吴仁宝当选党的十大代表。

  1983年，《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印发，之后的两年中，人民公社陆续解散。对于当时的集体经济而言，这是一个抉择的时间点。

  在苏南地区，集体经济被普遍的保留了下来，乡镇政府接棒人民公社继续主导集体经济的发展。这种选择的逻辑并不复杂：苏南地区的农业生产吸纳不了全部劳动力，正是社队企业的存在才使得大家过得好了一点。

  而对于普遍不富裕且受教育程度低的村民而言，散包袱分行李之后的负面案例并不鲜见，唯有集体，才能将分散的土地、资本和劳动力组织起来，才能选拔派遣出稀少的经营管理人才，才能实现资本的原始积累与增殖。

  而吴仁宝，又成为了这个时代的一个典型，弃苏州地委农工部副部长而回归了华西村。

  随着苏南地区集体企业的普遍发展，工业化带动了城市化，工业品的需求也就被释放开来。苏南模式的第二个底色，背靠上海的优势也逐步显现。

  上海的工程师和技术工人在节假日普遍地参与到了苏南集体企业的生产活动中，80年代中期的信贷扩张为企业增资扩产提供了助力，外部订单经由上海进入苏南，苏南的集体经济在此阶段迅速扩张与正规化，农民向工人或兼业农民，集体经济向乡镇企业的转变在80年代基本完成。

  至1995年最高点，苏南工业产值达到4677亿元，工农比达到96:4。而在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模式等多种不同路径的合力下，全国乡镇企业在八十年代实现了国民经济“三分天下有其一”，占据工业经济“半壁江山”，财政贡献 “五居其一。

  就是在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盼这个最朴素的理念之下，地方政府直接参与了经济活动，相对高效且低成本的组织各种生产要素，实现了工业化，这是苏南的故事，也是当时全国很多地区的故事。乡镇企业的发展，被总设计师评价为“我们绝对没预料到的最大收获”。

  与浙南不同，苏南是在工业化完成之后才进行了市场化，因而这个地区与全国一众老工业基地在90年代的经历是相似的。90年代中后期，是“苏南模式”和“新苏南模式”的分界点，也是苏南地区真正跻身全国主要工业区的分界点。

  新苏南模式，仍然是一种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在实践层面，导向了开发区模式的全面铺开，地方政府放弃了直接管制企业，从企业的运营主体退居为产业园区的运营主体，经济和社会管理权限下沉。

  这个模式的铺开，也是今天苏南开发区遍地，基础设施水平相比来说较高且均质分布，基层行政与审批效率相对较好，工业公司管理相对规范的根源。实现过程上，分为了企业改制和引进外资两个大体同步进行的步骤。

  90年代初，我国的对外出口环境恶化，国内市场供给过剩出现，乡镇企业出现了普遍的经营困难，又兼80年代信贷大扩张之后的信贷收缩到来，乡镇企业出现关、停、并、转潮。

  于是，90年代中后期至本世纪初，乡镇企业和国有企业出现改制潮，从集体所有制转向了私人所有或混合所有制，一批人富了起来。截至1999年底，苏州82%的乡镇企业改制。

  今日苏州的恒力、盛虹、沙钢；无锡的海澜、扬子江船业；常州的中天钢铁等等各自城市非公有制企业中的龙头老大们，大多出自那次改制潮。

  自1994年开始，苏南外贸依存度与外资依存度激增，双双突破个位数。至1999年，外贸出口额占GDP的比重达29.4%；实际利用外资占GDP的比重达12.2%。2001年，中国加入WTO，外资摩肩而入，外贸接踵而出，在90年代的大危机之后，中国迎来的是巨大的繁荣，一跃变成全球工厂。

  苏南出口加工业因之勃兴。2004年，苏州外贸依存度突破240%，当年GDP排名全国第四，达到其建国以来最高排名。而2006年，其外贸依存度更是达到了历史最高点，恐怖的284%。整个苏南由纺织、化工、化纤、机械加工向电子信息、新材料、生物制药、精密机械和精细化工的产业升级，也因之完成。

  资本的增殖大多数被用于了扩大生产和各地方政府的引资竞争，这使得外资在这一时期苏南的制造业产业链中居于主导地位，并形成了各自的优势区域，如苏州高新区的日资、太仓的德资、昆山的台资等等；而各地方政府反而陷入内卷当中，议价权下滑。

  于是，产业链中的大部分利润向外资转移，企业本身的大部分利润在改制后集中到了少数人手中。苏南的工业发展了，但百姓脱贫有余而富裕不足，工业发展的社会成本和生态环境成本却由全民共担，并出现了一些影响巨大的恶性事件。譬如，太湖蓝藻事件，烈日下蓝藻遮湖，无锡从此一路坎坷。

  而即便是经济发展本身，苏南模式也面临着挑战。2006年，多哈谈判破裂，WTO协调机制出现裂痕。2008年，美国加入且开始主导TPP谈判，并将中国排除在外，意图重构亚太经贸秩序。

  而中国加入世贸之初，做出过一个妥协，即同意在最长15年内被视为非市场经济体（NME）。这个妥协的代价是，在双反调查（反倾销反补贴）中，世贸组织不会使用中国的出厂价计算产品的公允市场价值，而是会选择一个“替代国”。在多数情况下，这是对中国不利的。

  多哈谈判的破裂与TPP的构建，标志着西方世界对中国工贸能力的警觉。2006年开始，中国企业遭遇双反调查的起数占世界比重突破30%，从此居高不下。当年的铜版纸案更是成为美国对华双反第一案，首当其冲的便是江苏金东纸业与山东晨鸣纸业。

  2008年，金融危机之年，当年中国对美国出口2523亿美元，增速在入世后首度跌入个位数区间；2008年下半年，江苏全省法院受理的与宏观经济发展形势变化关联程度较高的企业破产案件达178件，比上半年高出25%，其中涉及金融债权的企业更是2007年的5.3倍。

  至此，一个过去没有被给予足够关注的问题被更加频繁地讨论了起来：苏南的发展，究竟为了什么？

  也就是大体从那一段时间开始，在决策层的指示下，江苏的发展目标，步步转变为 “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努力建设经济强、百姓富、环境美、社会文明程度高的新江苏”。

  从既往的追求经济指标爆发式增长，转变为追求增长质量和统筹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从苏南一枝独秀转变为南北共建。这个思维上的变化真正成为上下同欲的共识，经历了种种曲折，并不是特别容易，也一度出现制造业发展失速的问题。

  但翻开如今的中国非公有制企业500强名单，苏南板块在化工、钢铁、服装行业的龙头老大们之后，还有新能源领域的协鑫、天合、阿特斯，通信领域的亨通、通鼎，供应链领域的国泰……

  苏南模式，无论经历了多少次迭代，始终是一种强势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思路。这套方法在改革和开放的两次重大机遇中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也是具有推广价值的。

  于是在今天的中国中西部，你始终能清楚看到与曾经的苏南模式高度相似的经济发展路径，也始终能看到似曾相识的污染、安全与腐败风险。

  苏南在过去的四十年中，承担了探路者抑或是测试服的角色，她也正在面对着新的困难与新的机遇。

  譬如，她正经历着重筹押注的生物医药产业第一次行业周期，这批几乎同步招引而来，刚刚达产的企业还没有能力弥平行业周期对地区的影响；她也正享受着相对均质化的基础设施建设与营商环境水准带来的隐形冠军企业与专精特新企业的丰收，甚至，凭借上述优势从国内其他城市的储备仓中收割这样的企业。你看，说到底仍然是强势政府拉动制造业投资的思路。

  那个狂飙肆意的时代过去了，可以怀念，但不必沉湎。无论是不是乐意，在电梯上积累的很多经验都会失效，既然生于爬楼梯的时代，那就盯住脚下，步步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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